大塊頭的工商銀行在充滿變數的市場里，能敏銳把握技術趨勢從而靈活轉身嗎？
文｜本刊記者 嚴睿／圖｜本刊記者 孟杰

“大塊頭”就沒有柔軟身段？工商銀行正在抹去這樣的市場印象。
朋友圈都快刷爆了。3月23日，中國工商銀行（以下簡稱：工商銀行或工行）在北京正式發布了其互聯網金融品牌“e-ICBC”和主要產品，工行董事長姜建清、行長易會滿親自站臺，為“e-ICBC”品牌面向客戶、公眾和百余家媒體做推廣，這也迅速成為當天財經微信社交圈里的“頭條”。
借助“互聯網+”的風口，在同業中第一個推出互聯網金融品牌，工商銀行精準的抓住了市場先機。
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是易會滿站在發布會場的大屏幕前解說工行的互聯網金融品牌和產品，“線上+線下”、“渠道+實時”、“多場景應用”……各色互聯網詞匯也讓會場氣氛很嗨，完全不輸任何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產品發布會。
而臺下，工行不僅請到郁亮作為大企業的客戶代表，更多邀請的則是小微企業和個人消費者作為工行的客戶代表進行互動。顯然，這家被戲稱“宇宙行”的最大商業銀行，也在表露出對小微客戶群體的關注。
“大小”根本不是問題。對于任何一個客戶而言，銀行本質上提供的都是金融服務，只是用什么樣的手段來提升服務的深度和廣度的問題。
羊年新年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工行董事長姜建清接受了《英才》記者專訪，并沒有談論什么高屋建瓴的大命題，對話的關鍵詞只有一個：金融服務。
按照姜建清的表述：未來，工行將在互聯網金融基礎架構之上，積極把握前沿信息科技發展成果，更加敏于客戶體驗、長于創新研發，打造一個以平臺戰略為牽引、以智能金融服務為重點、以線上線下交互為特色、以大數據全面應用為支撐的金融服務新模式。
這樣的轉變對于20.6萬億總資產的工商銀行來說，其實是一道必答題。
姜建清時常問自己：“30年前，全球10大銀行里面，有8家是日本的銀行，但這些銀行現在加起來的市值還沒工行一家大。有些曾經占據全球排行前位的銀行，如今許多都已無蹤影，他們為什么失敗了？”
在世界金融業的歷史榜單上，各國國旗變化頻繁。而今，頂著全球最大銀行名頭的工商銀行要在更加復雜的市場環境下，長時間走在世界前列，就必須真正引領金融業的變革。而這樣的變革又是從自身的改變開始。
當然，工商銀行所要面對的挑戰已然不止于來自一個金融企業的層面，作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它還擔負著于內支撐中國經濟的轉型調整、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于外為中國金融業融入世界金融體系擔綱先鋒的角色。
站在中觀產業視角觀察，金融脫媒化的趨勢以及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對金融業的深刻改變，都將直接影響到未來中國商業銀行的走勢。
那么，大塊頭的工商銀行在充滿變數的市場里，能敏銳把握技術趨勢從而靈活轉身嗎？在宏觀經濟的陣痛期，領跑的工商銀行要如何發揮金融服務能力來應對經濟新常態？人民幣國際化的征途上，它又怎樣履行一個國家金融重器的責任？

大銀行的互金時代
一家銀行想要發展1億儲戶，需要多長時間和多大投入？
騰訊財付通憑借新年“發紅包”的游戲，從擁有2000萬綁定客戶到用戶破1億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而互聯網企業向金融領域的滲透成本相比傳統商業銀行的網絡體系投入，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從P2P熱潮的快速興起，到阿里的螞蟻金服、騰訊微眾銀行的誕生，互聯網裹挾著似乎可以顛覆一切的魔力，變為了金融業的攪局者。
“所謂金融，它一定是要提供一系列服務的。比如，最傳統的服務是結算，從支付開始，后面有信貸，然后產生信用體系，再往后就是更復雜的包括資產管理、私人銀行等金融服務，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在姜建清看來，盡管互聯網公司向金融領域滲透已是事實，但在金融服務的價值鏈條上，仍然是商業銀行在主導所有的環節。
1995年，姜建清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彼時，全球第一家虛擬銀行——美國第一安全網絡銀行誕生，當地的報紙開始連篇累牘的報道互聯網金融，輿論的主流觀點也到處傳唱傳統的商業銀行猶如末日恐龍，互聯網金融這個新物種必將取而代之。
“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互聯網金融是從銀行端開始的，他們搞完全虛擬的銀行，并說鼠標能戰勝‘磚頭’（用磚頭形容銀行分行），后來銀行發現自己也可以搞鼠標，變成鼠標加磚頭，這樣就把純鼠標打敗了。”游學回國后，姜建清還特別寫了兩本研究美國互聯網金融的書：《美國銀行業的科技革命》、《銀行業高科技革命及其深層次影響研究》。
20年過去了，第二輪互聯網金融熱潮正在中國如火如荼的蔓延開來。而這次互聯網金融則是從銀行與客戶兩端同時發起。
銀行端有大量的客戶，客戶進行商務活動時，產生資金流，進而有商品流、信息流，從支付融資一直到其他的金融服務都可通過互聯網進行；另一端是互聯網企業借助電子商務和信息技術的優勢，從商品交易過程中掌握了客戶的資金流、信息流，進而延伸到支付、融資等領域，再滲透到轉賬匯款、小額信貸、現金管理、資產管理、供應鏈金融、基金、保險、證券、代銷等銀行的基礎業務。
“不管怎么說，互聯網金融從支付到存款、到資產、到信息，四個方面對商業銀行產生了挑戰。”姜建清認為，互聯網公司帶來的挑戰其實是銀行業面臨的去中介化。
姜建清希望通過重塑金融服務來鞏固和強化工商銀行在價值鏈上的地位，“客戶是金融機構最重要的資源，但客戶來過不代表他就是你的客戶，關鍵是你有沒有足夠把客戶黏住的金融服務。”
坐擁龐大資產規模的工行正在把身段放低，更接地氣的“順應趨勢”。比如在電商平臺的發力。上線營業14個月，工行“融e購”電商平臺的注冊用戶就已經超過1600萬人，累計交易金額超過1000億元，躋身國內十大電商之列。
此外，工行的快捷支付產品經過一年的拓展即達到了5000萬賬戶，支付額650億元；直銷銀行平臺和即時通信平臺也如期啟動，這些平臺最終將會形成對客戶的“一站式”服務。
“有效整合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實現商品交易與支付、融資等金融功能的無縫結合來提高客戶黏性和活躍程度；拓展信息數據積累應用的深度和廣度，進而創新出更為貼近市場、更加符合客戶需要、更富效率和價值的金融服務。”這就是姜建清所謂工行金融服務的邏輯。
互聯網金融與金融擁抱互聯網，這是兩條相交卻又迥然不同的邏輯線。前者將用戶體驗作為至上的法器；后者則以風險管理作為立命之根本。
目前，國內最大的互聯網企業的小貸余額大約在300億元左右，但僅工行一家商業銀行的小微貸款規模就達到了1.7萬億元。逸貸是工行研發的基于線上B2C和線下POS的小額信用貸款產品，涵蓋個人消費信貸和小微商戶信貸兩大領域，目前余額已超過1700億元。
無疑，商業銀行經營會越來越多涉及新市場領域，客戶需求和新產品的形態也更加復雜，這既蘊含著豐厚的收益前景，也可能潛藏不確定的風險。不能有效管控風險，就無法品嘗創新發展的果實。
姜建清認為這種風險管控能力的鍛造不僅需要技術手段的提升，更需要長年累月的積淀，并形成文化和制度。
此前，在商業銀行高速發展的階段，實際上各銀行的資產質量也在不斷改善，風險抵御能力日漸增長。以工行為例，其不良貸款率從2005年末的4.69%下降到了2014年末的1.13%，撥備覆蓋率從54.2%提升到200%以上。
根據工商銀行2014年初的一份預測報告，近兩三年內工行的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均會穩定保持在13%和10%以上的水平。這亦是為應對全球金融系統的監管考驗。
隨著巴塞爾協議Ⅲ在全球范圍的全面實施，中國商業銀行在國內外市場都面臨更加嚴格的監管要求，新的監管規則對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和資本質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銀行同時還要滿足更為嚴格的流動性監管要求。
簡言之就是繼續加強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同時還要提升資本使用效率。
“在持續的資本金壓力下，銀行必須探索低資本消耗的集約化發展模式。而更加科學的流動性風險管理規則，則要求銀行在金融創新中更加注重全面風險管理，注重風險和收益的平衡。”姜建清說。

最大化金融服務能力
“我們最直觀的感受是銀行的增長速度開始慢下來了。”姜建清認為，宏觀經濟“新常態”之下，銀行業的發展節奏出現降調是一種趨勢。
自2006年完成股改上市至2011年末，工行凈利潤一直保持在均數30%左右的增速。不過，2012、2013年工行凈利潤增速回落至14.5%和10.2%，2014年的凈利潤增速為5.1%。
伴隨著營收、利潤的增速回落，工商銀行總資產增速也從15%下降至8%左右，但對于20多萬億的資產規模而言，8%仍然是個驚人的數字。“當然，我們說的‘慢’主要是和自己比，放眼全球，中國銀行業的成長性仍然處于中上游水平，而且增長趨勢更為穩健。”
曾幾何時，無論是大型國有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競相通過資本市場增發再融資，以擴充資本金規模來支撐高速增長。如今，這樣的光景恐難再現。
“慢”所帶來的一個根本性變化在于，在政策紅利消退和市場日漸成熟之后，中國的商業銀行也告別了主要依靠規模擴張來實現業績增長的發展模式。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商業銀行必須轉變增長方式，加快盈利模式的轉型。
這個轉型，最直接的改變就是商業銀行調整自身的業務結構和收入結構。由于中國銀行業長期以來處于利率相對穩定的環境之中，利息收入自然就成為銀行最為倚重的收入來源。
數據顯示，2013年五大行凈利息收入（存貸利差收入及債券投資收益）占營業總收入的比重仍在75%左右，其中存貸利差收入約占50%-60%。而絕大多數的中型銀行和城商行對于存貸利差等傳統業務的依賴程度更高。
然而，自2012年開始，國內利率市場化步伐明顯加快，放開存款利率上限的最后一步也開始呼之欲出。利率市場化的推進，無疑將會使利差持續收窄，從而擠壓銀行在利息收入上的利潤空間。
2014年11月22日和2015年3月1日，央行連續兩次降息，更是打開了銀行利率水平的下行通道。
另一方面，金融脫媒化趨勢也同期進入加速狀態，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繞開銀行，直接進入金融體系。這也導致銀行貸款在社會融資中的占比持續下降，同時銀行存款基礎也受到很大沖擊，抬升了銀行的資金成本。
“與很多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和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對銀行資產端和負債端兩頭擠壓更明顯，凈息差收窄的速度和幅度可能更大。”在研究美日韓等國家在利率市場化前后的變化后，姜建清發現這些國家的銀行利差較改革前普遍縮小了50-100個基點，不過眼下中國的銀行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
一項行業數據測算結果顯示，當國內商業銀行凈息差降至1.5%時，全行業將進入虧損區間。從另一端看，在外源性資本補充渠道較窄、內生資本補充能力受盈利增長限制的情況下，過去商業銀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規模擴張型、高資本占用型的外延式增長方式本身也難以為繼。
因此，在前幾年規模擴張的時期，銀行業也在努力促進業務結構和收入結構的多元和平衡，尤其注重對中間業務的拓展，提高手續費及傭金收入等非息收入的規模和占比，成為各大中型銀行爭相發展的方向。
2014年，工商銀行非存貸利差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為39%，這一數據在十年前僅為23%。除了發展差異化的中間業務外，工商銀行還在不斷利用其客戶群的規模優勢，深度挖掘需求并形成新的增長點，如開辟投資銀行、電子銀行、現金管理、私人銀行、資產管理、貴金屬、養老金、理財、票據等一批新興業務領域。
“工商銀行現在已經基本確立起傳統存貸款業務與投資及收費性業務并重、信貸資產與非信貸資產并重、貸款利差收入與非信貸收入并重的經營結構。”姜建清對工行在盈利結構上這兩年的調整頗為滿意。
從其他國家發展經驗來看，與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相伴隨的，則是金融綜合化經營的發展。深化綜合經營則正是商業銀行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
從企業端來看，像中石油這樣的大型企業集團，債券等是其主要融資工具，貸款占融資總量的比重不到三成，而2007年高達九成以上。居民金融資產也從單一的存款更多地向理財、基金、股票、債券、保險等領域配置。
從工商銀行個人客戶理財與儲蓄存款的比例來看，幾年前還是1︰9，現在已變成3︰7，按照姜建清的判斷，或許不到5年時間，這個比例就會演變成5︰5，“這些現象說明大資管時代已經來臨。在這方面，商業銀行獨具優勢。”
而商業銀行作為社會資金流轉的樞紐，一方面在資產管理業務鏈條中能夠承擔清算結算、資產托管、銷售發行等多重角色；另一方面，各大行均已通過全資設立、控股或參股的形式，不同程度地進入了保險、基金、信托、租賃、證券等跨市場領域。
“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姜建清在很多場合不斷提起這句話，作為銀行家，他很清楚的是商業銀行要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最大化金融服務能力。

過剩產能“控制器”
“如果中國不發生經濟‘硬著陸’或金融危機,那么中資銀行的股票看起來并不貴。”境外媒體《巴倫周刊》在2015年有關“中國經濟減速的本質”的一篇報告文章中如此評論。
這篇報道雖然保留了對中國經濟的樂觀判斷，但也提出一個可能存在的危機：過去10年中，中國新增債務為75萬億元人民幣，債務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160%左右上升至215%左右。這種債務水平將不可避免地引發一場金融或者銀行業危機。
中國經濟脈搏變弱的確又放大了上述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從兩位數的增速降至7.5%，甚至更低，已經是被人們所接受的現實。此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更多是依靠投資，眼下在能源資源、房地產及基建業已經明顯放慢速度的時候，要避免發生金融危機的同時還要推進并實現經濟轉型，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錢要投到哪去？
從“錢荒”到A股的萬億成交量，中國經濟既缺錢又不差錢。
整個2014年，央行和銀監會都在不遺余力的呼喊著“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并在“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思路下，從社會融資成本、融資規模、融資結構、金融服務能力和供給能力，以及金融穩定等方面明確了相關政策方向。
毫無疑問，作為金融業中心的銀行，其使命就是“服務實體經濟”。之前，金融機構與實體產業的增速“背離”，大量信貸資產涌向低效和產能過剩的領域，以及社會資本在金融體系的“空轉”，一度成為輿論詬病銀行的癥結所在。
作為銀行家，姜建清非常清楚離開了實體經濟的支撐，金融就是無本之木。“只有把握實體經濟的需求與發展趨勢，商業銀行才能建立穩固的發展基礎，實現新常態下的可持續發展。”
銀行要如何把握實體經濟的需求和發展趨勢？一個首當其沖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許多傳統產業領域出現的產能過剩。
目前，僅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5個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就涉及1.2萬家規模以上企業，8萬億元的總資產，以及大量的上下游企業和居民。此外，化工、化纖、造紙等行業中的部分子行業存在產能過剩跡象，而風電設備、光伏制造、LED照明等一些新興產業也面臨產能過剩壓力。
產能過剩已成為中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和挑戰，若不及時加以調控和引導，可能導致產能全面過剩和市場的惡性競爭，企業停產倒閉、人員失業下崗和不良金融資產大量增加等問題，甚至引發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產能過剩行業融資總量較大，一旦出現大的波動，會給銀行帶來較大的不良資產上升壓力。
“在解決過剩產能過程中，銀行要做的不僅是控制信貸投放和處置不良資產，更應該發揮引導作用，通過支持龍頭企業，促進企業兼并重組、技術革新、過剩產能走出去等，促進過剩產能消化。”
金融是現代經濟中調節經濟運行的重要杠桿，而銀行就是控制杠桿力道的調節器。姜建清稱，“銀行等金融機構對產能嚴重過剩行業設定融資限額嚴格控制融資總量，是有效遏制過剩行業產能的盲目擴張和防范自身行業集中度風險的重要手段。”
以鋼鐵行業為例，過去14年中，工行持續地控制著過剩產能行業的融資。工行對鋼鐵行業的貸款余額從1100億元略微增加，增長不到100億元，同時不良貸款余額還下降了260億元，并退出了1000多戶技術裝備落后、不具發展前景的企業，對遏制過剩產能擴張發揮了積極作用。
發揮信貸等金融手段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引領作用，有助于調整優化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和結構。一方面是積極促進化解產能過剩的矛盾；另一方面，工行也在開辟信貸支持實體經濟的“藍海”。
“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文化產業融資”等領域是姜建清認為最符合工行在經濟結構調整期抓機會的四大新市場。
在先進制造業方面，截至2014年末，全行對國內先進裝備制造業的貸款余額已達4476億元，而工行也在根據行業客戶特點，不斷調整金融服務模式和產品；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工行一直密切關注新技術、新能源和新產業的發展，投向綠色經濟領域的貸款余額已近6000億元，環境友好及環保合格客戶數量及貸款余額占全部境內公司客戶數量及貸款余額的比例均保持在99.9%以上。
與此同時，文化產業亦成為該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自身經營結構調整的重要突破口，截至2014年末，工行對文化產業的融資余額已超過2000億元，成為工行增長最快的融資支持領域之一。
除了實體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機會外，社會財富增長帶來的財富管理亦為銀行業打開了一扇窗。按照姜建清的判斷，隨著監管政策的不斷完善，財富管理業務將會迎來新一輪強勁發展期。“商業銀行如果能夠抓住其中的業務機遇，可以減輕利率市場化的沖擊，為持續發展找到新動力。”

并購加速國際化
“今天，如果我們把工商銀行的境外機構作為一家獨立銀行來比照，總資產可以排到全球銀行業第98位，差不多相當于美國的道富銀行；利潤可以排到第77位，差不多相當于一個瑞士信貸集團，總體可以進入全球銀行業前100強。”姜建清說。
在工行國際化戰略推行之初，曾有人提出國內能達到30%的增長，何必要去掙國際市場10%的增長，但姜建清認為，中國在全球影響力迅速上升，如果不提早把握全球化趨勢，工行將會喪失更大的機會。
2014年，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新戰略，這意味著中外經貿合作與交流將更加頻繁，各類跨境貿易和投資活動將更趨活躍。人民幣國際化進入加速發展期，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都將達到空前水平。擔任工商銀行境外人民幣清算行的工行新加坡分行，2014年人民幣清算量已突破37萬億元。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這個過程蘊含著豐富的業務機會和發展機遇。特別是對于綜合服務能力較強、國際化基礎較好的大型銀行而言，通過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聯動發展，為客戶提供多幣種、跨市場的綜合性金融服務。”
姜建清對《英才》記者表示，中國的商業銀行完全可以利用本幣優勢，以人民幣國際化為契機全面提升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實力和市場影響。
截至2014年末，工行的338家境外機構分布在全球41個國家和地區，資產達2360億美元，海外人員有11000多人。在國內盈利增幅趨緩的時候，工行在海外的盈利卻保持著40%左右的利潤增長，全年境外機構稅前利潤達到30.2億美元。
“工商銀行海外的盈利中超過20%來自海外的人民幣業務。我相信有一天這個數字會超過50%。”姜建清在很多場合反復強調，人民幣國際化給中國商業銀行帶來了歷史性機遇。
不過，就目前中國商業銀行國際化程度而言，仍然普遍較低，金融機構地理分布指數（GSI）僅為跨國銀行平均水平的1/5。毋庸置疑，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還在加快，迫切需要強大的全球金融體系作為支撐。對于中國的商業銀行而言，最大的挑戰便是如何加速提升全球化資產配置和服務能力，構建內外協同的跨境金融服務網絡。
姜建清給出的答案是“并購”。實際上，這也是國際金融巨頭的成長路徑，匯豐、花旗、摩根大通、德意志，幾乎所有外國的大銀行都是通過無數次的并購成長起來的。匯豐在1980到2008年間一共完成了365次有大有小的并購，它在全世界75個國家和地區都擁有機構，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銀行之一。
中國的銀行過去的國際化，主要是在海外設一些分行，產品比較單一，很難融入到本土的市場。雖然有些海外銀行開的時間很長，但跟當地的社區和企業聯系非常少，主要做一些中國人在海外的業務，遠遠稱不上本土的銀行。
相比在海外申設機構，并購的投入產出時間較短，可以直接獲取當地的網絡、客戶還有業務基礎，容易形成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自1993年以來，工行已經完成了16次并購，還有臺灣永豐銀行的股權收購案正在進行中。工商銀行在中國的銀行業中是海外并購最多的銀行，甚至幾乎中國所有金融機構加起來的海外并購都不如工行一家多。
姜建清對于工行的海外并購頗為滿意：“從現在來看，并購給工商銀行的國際化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到2013年末，工商銀行由于并購形成的海外子公司的資產是1499億美元，占海外全部資產的比重是72%。由并購機構實現的凈利潤是13.8億美元，在全部境外機構中的占比是75%。”
回顧這些并購案，姜建清說這里面有著非常清晰的邏輯，“一開始的時候，是從‘水淺’的地方下，從香港、澳門周邊下水，慢慢到新興市場，比如印尼、泰國；然后再到成熟市場美國、加拿大、歐洲；一開始膽子比較小，先并購小型銀行，然后到主流銀行的收購。開始是對銀行業務的收購，逐步收購業務線和非銀行金融機構。”
“海外并購，價格高低都是相對的，你老在外面說抄底了，占便宜了，那意味著你的交易對手吃虧了，大家還有生意好做嗎？做生意就是大家共贏。工行的海外收購，價格有高有低，1美元收購的證券清算機構工銀金融，去年盈利約2600萬美元，而5億多美元收購澳門誠興銀行時，PB3.2倍，確實比較貴，但2014年的利潤超過2.5億美元，從這個角度看又一點也不貴。”
在海外并購中通常被看重的因素——價格，在姜建清看來并非是并購整合成功的衡量標準。工行海外的16起并購案中，除了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由于受到當地法律限制，不允許絕對控股外，其他絕大部分并購整合，工行都是收購的控股權和管理權，但這些并購卻都能成功。
金融危機等制造的并購窗口期，的確使得工行在海外并購過程中，更容易叩開國際市場的門窗，但海外并購成功的關鍵因素還在于自身的并購能力。姜建清將工行海外并購的成功歸納為：穩定人心、樹立信心、融入集團、整合系統、融合文化。
如今，工行11000多名海外員工中，從中國派出的僅700多人，但工行的國際化發展對集團分散風險、穩定增長、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作用越來越大，“并購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科學，也是藝術。它使成功者更加成功”，姜建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