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千百十工程”以來，服務外包產業在我國迅速興起發展。經過五年發展，我國在探索培育和發展服務外包產業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中國獨特的自上而下的做法，即以政府為主導、示范城市為主體、優惠政策扶持為手段、外包企業為落腳點的聚集發展路徑。其中，產業政策成為國家和地方推動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是國家和地方產業定位和規劃的集中體現，對推動產業體系運作起著提綱攜領的重要作用，指導并保證產業具體推動措施及工作的落實。 
    “十一五”期間，由于服務外包產業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市場體系不完善，產業體系不成熟，政策驅動產業發展成為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的重要特點。國家和地方以產業聚集、培育原生企業為首要目標，通過一系列稅收減免、資金補貼、人才引進和培訓、融資扶持等政策，有效推動了各地服務外包產業的初步積累。但是，“十一五”期間國家對服務外包產業的扶持和鼓勵政策大都以國家推動地方落實為主要形式、以離岸外包為主要市場、以示范城市和示范園區為主要范圍、以外包企業為主要對象、以單項資金補貼為主要手段，屬于普惠性政策，缺乏針對性和差異性。目前，我國的服務外包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從形式到內容、從制定到落實等都存在著一些制約產業快速和深入發展的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從政策覆蓋區域看，產業覆蓋面不全，示范城市和園區兩重或者多重優惠政策，非示范城市和園區僅可享受本地政策扶持
為了推動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國家和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系列扶持政策，國家層面政策主要是由商務部、工信部、財稅部等中央政府發布的外包相關扶持措施，主要以各地外包示范城市、重點園區以及服務外包企業為主，非示范城市一般不在扶持范圍內；地方層面政策是由省、市（包括縣級市）和區（或縣）發布的支持本地外包產業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產業發展初期起到了一定的方向指引和促進產業集聚的效果。但是，國家制定的服務外包相關政策主要以示范城市的企業為扶持對象，例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鼓勵服務外包產業加快發展的復函》[國辦函(2010)69號]、《關于示范城市離岸服務外包業務免征營業稅的通知》[財稅(2010)64號]等都是針對示范城市的扶持政策，注冊于示范城市的外包企業不僅可以分享國家級政策優惠，而且大多企業還可享受所在省級、市級、區級甚至所在園區的政策扶持，因此示范城市的外包企業可謂是中央和地方多重政策扶持的寵兒。而大多數非示范城市卻無法從國家政策中分得一杯羹，非示范城市的企業一般只能享受所在地區的本地政策優惠，因此非示范城市無法享受的國家政策扶持，就需要以地方政策補貼無法享受的國家政策，影響了本地外外包產業的發展速度和成長力度。
2、 從政策落實程度看，國家標準不明確，地方優惠政策落實沒有標準可依，落實和執行有一定困難
“十一五”期間，國務院辦公廳和財政部等九部委下發了一系列對服務外包行業產生深遠影響的文件，從財政、稅收、金融、人力資源等方面給予外包企業以及園區、城市較大的支持，宏觀指導和方向性的東西比較多，但是具體怎么扶持，如服務外包企業的判定標準、專項資金的分配利用、人才培訓扶持資金下發標準以及稅收方面的優惠和免收如何落實等均缺乏具體的執行標準和落實原則，僅僅停留在書面層面，缺乏政策的落地指導。從而造成產業政策形同虛設，執行率低，與政策制定和預期效果存在較大差距，招商時承諾的政策很多無法實現，服務外包企業不滿情緒滋生等等問題。
3、 從產業政策內容看，產業政策和地方產業特征及規劃嚴重脫節，同質化競爭激烈
目前，國內有21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是中國服務外包的主要承接地，也是服務外包產業國家政策的主要受益區域。因此，國家在鼓勵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措施上，不僅意味著資本、信息、技術、勞動力等資源形成了以21個示范城市為核心的全國性配置格局，導致21個示范城市享受的優惠政策同質化競爭；而且，非示范城市與示范城市相比，不僅無法享受國家層面的資源、政策、規劃等方面的扶持，產業起步和發展速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且各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服務外包政策時相互抄襲情況嚴重，各地政策沒有特色，無法體現當地產業特點。因此，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地方政策，各地可享受的政策與本地產業戰略發展脫節，區域間無差別的政策優惠在推動當地產業發展過程中，無法真正發揮引領和推動作用，導致地方的產業特色不明顯，同質化競爭日趨嚴重。
“十二五”是國內服務外包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服務外包產業將進入參與國際競爭、打造國際品牌和影響力的階段，國家宏觀調控和大力扶持更加重要，產業政策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抓手，將面臨著新的挑戰，也需要轉型升級。針對“十二五“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趨勢以及當前服務外包產業政策存在的一些不足，鼎韜認為各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規劃和政策時一定要充分考慮本地的實際情況，將本地特色與服務外包產業充分結合，出臺區域特色化、地方標準化、可執行落實的產業政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差異化服務外包產業聚集地。
1、 非示范城市和園區可以不受到國家限制，自主定制產業優惠政策
從城市發展服務外包產業來看，主要分為國家認定的21個外包示范城市和其他非示范城市。對于外包示范城市來說，產業發展起步早，有了一定的產業基礎，可以享受國家、城市、所在區的一些外包優惠政策，顯現政策疊加的優勢；雖然非示范城市在享受國家層面政策受到一定的約束，但是，地方制定本地政策的靈活性更大，可以彈性的根據本地區的產業發展基礎及方向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因此，非示范城市服務外包產業發展不僅可借力示范城市，打造差異化產業定位，而且還可通過制定地方標準和政策，推動本地服務外包產業的特色化發展。
例如佛山雖然不是示范城市，但是借助廣佛同城，可享受國家對于示范城市除所得稅優惠以外的其它產業優惠政策。另外，佛山依托本地市場資本以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借助本地土地、人工成本和物業價格方面的優勢定位于金融服務后臺中心，打造金融產業集群。佛山向廣東省申請了產業發展基金，并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區的政策補貼，為佛山金融機構提供空前的政策優惠。再如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水平和速度已經趕上甚至超過部分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的非示范城市——寧波，背靠本地完善的基礎設施，充分發展與本地制造業、物流業等傳統產業相結合的服務外包產業，并專門成立了服務外包工作領導小組，出臺《關于加快寧波市服務外包發展的若干意見》、《寧波市加快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扶持政策實施細則》等多項扶持政策， 重點發展信息技術、港口物流、工業設計研發、動漫創意、金融服務、遠程醫療服務以及重點行業解決方案設計等外包業務。寧波服務外包產業已駛入發展快車道，力爭進入中國服務外包城市的“第一方陣”。
2、 制定地方標準，效仿“籬笆”解決方案，打造服務外包產業的“特區”
十年前，“籬笆”解決方案讓印度的班加羅爾“籬笆”內的服務外包企業不僅可以享受完善的設施配套、良好的工作環境、優秀的人才資源等，還可以享受國家提供的獨特的、優厚的扶持政策，一舉將班加羅爾打造成為全球知名的服務外包選擇地。鼎韜認為，十年后的中國服務外包產業也可以學習班加羅爾的“籬笆”解決方案，尤其是各地方政府，應該根據本地區特點制定不同的準入標準和管理標準，出臺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制定符合本地細分產業的特點的政策，推出符合本地人才、成本、區位等優勢和特點的人才牌、成本牌、安全牌等特色政策，通過制定標準和政策將本地產業的特點、優勢和特色等“圈”起來，打造差異化“籬笆”內小王國。如大連屬于國內服務外包產業發展領先的示范城市，產業基礎比較好，產業環境和市場機制比較完善，則可根據大連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定位和規劃，制定關于入駐企業的業務類型、業務規模、業務范圍等方面的標準；在市場準入、海關監管、外匯管理等方面出臺創新措施，建立健全與國際通行管理接軌的本地服務外包發展的政策體系；制定與本地人才需求和供應相符合的服務外包人才資源政策，培養和引進各類專業人才；引導和鼓勵金融、保險機構在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產業政策的基礎上加大支持力度等等。
3、 依據產業定位和規劃，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產業政策
21個示范城市要避免單純的向國家要投資、要政策的傾向，使各項支持政策體現在體制改革、機制轉換、發展機制和增長方式轉變的導向上。根據示范城市的戰略發展方向，可以有針對性地制定差異化的財政、稅收、金融支持、人才政策，滿足外包企業發展需求。例如，南京市自2006年12月成為“中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以來，將發展服務外包作為凸顯南京優勢、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抓手，組織本市服務外包企業、園區及相關部門參加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博覽會，通過參加服務外包專題講座、研討會、一對一咨詢及洽談等活動，園區、企業了解了國際最新服務外包發展趨勢，為本土CIO、服務供應商解決業務實操過程中的具體問題、企業中長期發展戰略問題等提供難得的咨詢平臺，也為南京市外包企業和園區同國內外買家提供了近距離的業務洽談機會。因此，差異化發展戰略必須優化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指導目錄，分門別類地調整和完善與服務外包相關的產業政策，把服務外包業與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戰略有效結合。在發展的過程中，要突出本地產業特色與重點，積累各類標準的認證和企業的服務資質；實現錯位發展，在政府有關部門指導下，建立符合差異化發展需要的企業發展模式和發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