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0年8月26日 /美通社/ -- 2020年，世界各國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遏制新冠疫情，各國也都出臺了相應的干預措施。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聚焦于新冠時，被忽視的其他傳染病 -- 結核病、艾滋病和瘧疾卻因為治療受阻而嚴重威脅著人類健康。
我國的結核病防控雖已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形勢仍然嚴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全球結核病報告顯示，我國估算結核病新發患者數為86.6萬，發病數量在全球30個結核病高負擔的國家中排名第2。結核病仍然是嚴重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重大傳染病。
8月25日，在北京大學社會化媒體研究中心組織召開的“新冠疫情下的結核病防控與公共衛生建設”研討班上，國內外的資深專家學者就新冠疫情對全球及中國結核防控的影響，以及對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啟示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洞見。
診斷：為新冠讓路 病人發現率大幅下降
春節期間，因為咳嗽了幾天，劉麗麗被懷疑患上新冠隔離起來，她躺在陜西一縣城醫院一間不足5平方米的病房內，隔壁是另一個被懷疑患上新冠的患者。9天之后，劉麗麗被解除隔離，“我被懷疑是新冠病人隔離起來，但最后確診為肺結核”。
確診結核，劉麗麗是不幸的，但在全民防控新冠的關口，被及時發現并進行治療，劉麗麗又是幸運的。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新冠肺炎時，其他事情就不免要靠邊站，連全球致死人數最多的傳染病 -- 結核病也不得不為新冠讓路。
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吉爾國際結核病中心主任Madhukar Pai教授在研討班上提到，新冠疫情期間，很多國家尤其是結核病高負擔國家都出現了醫療結構收縮、患者推遲就醫、結核病檢測優先級下降等問題，這直接導致病人發現率大幅下降，最嚴重的時候印度結核病病例報告數甚至一度減少了80%。
讓路的不只醫療機構。為防控新冠疫情，各國或將為防控結核所投入的資金、人力轉向新冠。Madhukar Pai教授提到，有些國家結核病長期以來依靠捐助方、慈善機構的資金支持，比如美國對全球抗擊結核病的資金非常重要，而現在美國削減對世衛組織資金支持甚至會退出世衛，這會影響全球各地結核病防控資金。除美國外，英國的海外投資和資助項目也會削減，未來幾年結核方面的資源投放會減少。
隔離與焦慮：從不能去醫院到不敢去醫院
盡管新冠肺炎和結核病之間的臨床關系尚未有明確研究結論，但兩者同樣侵襲患者肺部，這也引發很多結核病患者焦慮：我是不是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因此，除了因交通管制或醫療機構暫停診療服務導致的延遲就診外，不少病人因擔心在醫院感染新冠肺炎而不去醫院，也造成延遲就醫的情況。
2019年研究生畢業的李星患有氣管結核，一個人在北京邊工作邊治療。大半年獨自生活后，她特別盼望與家人一起過個團圓年。1月底，新冠疫情突然出現，最初李星和家人都沒在意，但又聽說結核病人是新冠的易感人群，又擔心到回到老家后交通封鎖不能出來復查，于是，2020年的春節成了李星28年來第一次一個人在他鄉過的春節。
那段時間，李星每天睜開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新冠又增加了還是減少了。由于新冠，李星租住的小區封鎖，她也害怕感染，幾乎沒怎么出過門，藥都是從網上購買的。“大家都知道結核病藥不能停，停了就可能造成耐藥，但我又不敢去醫院，害怕被感染”，小區封閉加上擔心被感染，李星一直不敢去醫院復查，原本需要定期查的血常規、痰涂片和肝腎功能檢查等都因為疫情被打亂。從最后一次復查到疫情后再去復查，李星差不多6個月沒有去過醫院，她形容這段時間就像是“在一個黑暗的隧道中看不到還有多久能見到光明”，憂慮的情緒一直圍繞著她，“我每天胡思亂想，奔潰時還給父母打電話，他們接通電話我又不知道該怎么說，一個勁的哭，他們以為我發生了什么，差點報警”，李星說。
新冠疫情期間，不少結核病人和李星有著類似遭遇，即使醫院開放診療服務，還是有人因擔心被感染不敢去醫院。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中國國家衛健委-蓋茨基金會結核病防治合作項目辦公室主管黃飛介紹，由于交通管制、病人憂慮以及醫療衛生機構暫停結核門診等原因，短期來看，對病人發現、治療和管理都會產生影響。
黃飛提供的結核病門診就診數量顯示，2017、2018、2019年每個季度初診患者數基本都在70萬-80萬人的水平，而到了今年第一季度，這個數字有了明顯下降，與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結核病門診量下降了26萬。這就意味著有的人出現可疑癥狀，比如咳嗽、咳痰、發熱、盜汗也不去就醫。除了門診就診量，患者隨訪率、耐藥患者篩查率等指標都相應有所下降。
影響：結核防控倒退5-8年
除了病人發現，新冠疫情和封鎖也對結核病治療尤其是耐藥結核病治療產生影響。Madhukar Pai教授認為，新冠疫情導致結核病患者治療缺乏依從性，結核病患者就診和取藥困難，從而影響其治療效果，病人或因此耐藥增加治療難度和成本。此外，從藥品供應角度來說，作為中低收入國家結核病藥物的主要供應國印度，由于封鎖政策，存在被迫減產或減少出口的風險。
實際上，國內購買印度藥的結核病患者早就體驗到藥難買、價格上漲的困境，甚至有人因此斷藥。山西患者陳新磊從2019年開始服用印度藥，新冠疫情期間，他原先購買的多種印度藥都出現價格上漲的情況，其中利奈唑胺從最開始500元一盒漲到800元、1000元、1200元甚至1500元一盒，環絲氨酸則從360元漲到800元。因為沒有提前囤藥，陳新磊的兩個病友都被迫斷藥，只能靠著病友間互助才吃上藥。
在很多人看來，結核病只要按照療程服藥即可痊愈，但一旦發展到耐藥結核甚至耐多藥結核，結核病也可能成為一種不治之癥。據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估算我國每年新發結核病人86.6萬人，其中新發利福平耐藥結核病患者6.6萬。
相比普通結核，耐藥結核病治療周期更長、疾病負擔也更重。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最新推薦的治療方案，大約需要20萬-30萬元，甚至更多。而一旦病人因經濟問題無法規范治療，整個社會都會面臨感染風險。據世衛組織統計，一個結核病人一年可能傳染10-15個人。
Madhukar Pai教授分享的一項關于新冠疫情對結核病疾病負擔的潛在影響的研究顯示，在最壞的情況下，未來5年（2020-2024），中國、印度和南非的結核病死亡人數將分別增加2.3萬人、15萬人和2.9萬人，僅這三個國家的新增結核病死亡人數的總和就將達到20.2萬人。
據遏制結核病合作伙伴組織（Stop TB Partnership）、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美國Avenir Health、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及美國國際開發署聯合發布的研究顯示，到2025年時，在全球范圍內各國因新冠疫情而采取的封城措施，可能導致結核病新發病例增加630萬，死亡病例增加140萬，抗擊結核病的工作至少要倒退5至8年。
事實上，即使不考慮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們與結核病的斗爭仍任重道遠。黃飛介紹，按照全球終止結核病流行策略，2035年結核病死亡人數與2015年相比下降95%，發病率下降90%，達到每10萬人發病人數少于10個。從2005年到2019年，我國結核病報告發病率年均遞降3.9%，這已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9年我國結核病報告發病率是55.5/10萬，如果要實現2035年目標，報告發病率需要從現在開始按照每年10.2%的水平下降，而按照現有的干預措施和控制手段，這個數字很難實現。黃飛指出，要實現2035年目標，必須有新的疫苗、藥物和檢測方法等創新手段出現。
應對：提高公眾知曉率 完善結核病防治服務體系
目前全球新冠確診人數已超過2300萬，人類與新冠病毒的斗爭仍未結束。如何在防控新冠的同時兼顧其他傳染病防控，避免出現下一個全球公共衛生事件？
就結核病防控而言，Madhukar Pai教授認為，確保新冠疫情期間結核病防治服務的連續性是重中之重。具體而言，應盡快恢復患者診斷和報告，可利用多疾病檢測平臺檢測結核病。在治療方面，對一些偏遠地區，可啟動遠程治療支持，協助患者得到更多頻次的醫療咨詢，同時減少其前往醫療機構接受面對面治療的次數。要確保藥物可及性，盡量用口服藥物治療耐藥結核病，全球必須保證抗結核藥物生產，以避免大規模藥物短缺。
在新冠疫情防控逐漸常態化后，重塑結核病治療模式或能降低新冠疫情對結核病影響。Madhukar Pai教授認為，隨著衛生保健迅速向在線、電子化醫療服務的模式轉變，利用多種診療技術和數字化連接方案就變得非常必要。二者結合起來可以實現“以患者為中心”的一體化診療模式。
2020年是《“十三五”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國家衛生健康委等八部委發布的《遏制結核病行動計劃（2019—2022年）》及“健康中國行動”實施的重要契合階段。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對我國完成結核病相關防控目標帶來嚴峻挑戰。早在疫情發展之初，相關部門已及早行動、提前應對疫情對結核病防控的影響，采取多種辦法保障結核病患者不停診、不斷藥。
黃飛也為下一步防控結核病提出建議，他認為可以借勢新一輪公共衛生建設契機，強化實驗室檢測、藥品供應和人力資源等內容，完善結核病防治服務體系。此外，可積極開展國際和國內交流合作，促進實驗室診斷技術、疫苗、藥物和管理工具等研發，提升結核病防治科學水平。黃飛同時呼吁媒體關注結核病的健康傳播，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活動，提高公眾結核病防治核心知識知曉率，加強全民參與、群防群控的工作機制。
國家衛健委等八部委發布的《遏制結核病行動計劃（2019-2022年）》提出，將結核病防控工作與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緊密結合、強化各項防治措施、落實全流程治療管理等。與新冠肺炎一樣，結核病防控不單是一種疾病的技術問題，而是整個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
要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須強化制度保障，要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無論是新冠肺炎還是結核病防控，這都是一次重要契機。相信隨著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逐步完善，結核病防控體系也會相應健全和完善，遏制結核病行動也將取得勝利。（文中劉麗麗、李星、陳新磊均為化名）
